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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彦斌。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舞蹈原唱是胡彦斌，收录于专辑《红歌》中，并于2009年02月19日发行，该由山樵、永立填词，颂刚、春森、向义作曲。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创作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唐山樵在井冈山报社工作，1965年，唐老接到上级交派的任务，要创作一台大型歌舞《井冈山颂》，大型歌舞的主题歌尤为重要，故选取了《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毛泽东转战赣南闽西之四
引言：1929年4月3日，红四军收到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来信。 历史 上称为中央"二月来信"。这不是一封平常的信，对于红四军还是毛泽东个人都产生了极其重大影响，此后，毛泽东更是承受落选和疾病双重压力，度过了政治生涯中首段最艰难的岁月。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在福建长汀打了个大胜仗，然后进行了约半个月休整。在长汀，部队得到很大发展，后勤保障得到较大改善，制作了新军服，第一次统一了全军服装。鉴于蒋桂战争即将爆发，江西国民党军忙于集结以对付李宗仁，导致赣南敌军空虚，毛泽东、朱德便决定趁机转战赣南，发展革命。
4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到达瑞金，与井冈山突围后转战赣南的彭德怀会合。红四军第三十团（原红五军主力）、第三十二团改编为红四军第五纵队，湘赣边界赤卫队为红四军第六纵队，彭德怀以红四军副军长名义指挥这两个纵队。
4月3日，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刘安恭，被党中央指派为中央特派员，来到红四军驻地，指导工作。刘安恭携带来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即《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后称为中央"二月来信"。刘安恭的到来和这封信对于红四军还是毛泽东个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更是度过了参加革命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毛泽东年谱》这样叙述了“二月来信”主要内容：
"二月来信"在红四军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会后，随即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复信。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并就部队不宜分散隐匿于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以隐匿大的目标等，作了说明和辩解。
复信同时说明"中央若因别的工作需要朱、毛改换工作，希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同时，强调了红军的游击战术，目的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等
5月初，红四军恢复了三个月前为简化决策程序,提高决策效率而撤销的军委，刘安恭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兼四军政治部主任。他向前委和党员大会作报告，贯彻中央二月来信精神。
刘安恭对中国的革命形势缺乏完整认识，套用苏联红军模式和标准批评红四军的做法，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批评毛泽东，说"朱德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书记专政"，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同时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个别红四军中层领导也对红军前途信心不足，散布消极言论。
刘安恭等的言行，在红四军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甚至出现派别现象。在红四军内部，对于红军的领导方法和建军原则、前委和军委是否分权等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红四军两位统帅朱德和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
激烈的争论导致了匆忙召开中共红四军"七大"。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匆匆召开。由于毛泽东、朱德是争论的双方，会议便由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会议通过由陈毅起草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必须反对不要建设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意见。
陈毅在大会上做了报告之后，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都提出了批评。会上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七大"只开了一天就结束了。
本来，毛泽东想利用"七大"解决分歧，结果反而失去主要领导位置。会后，毛泽东出于无奈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到中共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住在上杭县蛟洋。7月下旬，他成功地指导召开了中共闽西一大，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的正确意见得不到采纳，领导权被剥夺，从而被迫离开由他一手创建的红四军，心里是何等的郁闷。福建山区条件恶劣，闽西一大会议后期，他患上了恶性疟疾病，俗称打摆子。此时，国民党正发动"三省会剿"，毛泽东装扮成教书先生，化名杨子任，带着妻子贺子珍，由警卫部队护送，经上杭大洋坝转移到永定县牛牯扑养病。
牛牯扑地处金峰大山之中，非常偏僻，缺医少药。毛泽东承受着落选和重病的双重压力，身体虚弱不堪，时常忽冷忽热，上吐下泻，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好在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想了很多办法，先是派出地下交通员历尽艰险去上海买来特效药奎宁丸，又在永定石坑请了当地名医吴修山精心调治，病情慢慢得到好转。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在永定县隐居治病，外界一下子失去了有关他的任何消息。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打听探寻，由于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安全保密工作做得扎实，还是没得到任何关于毛泽东的消息，便在报纸上发了个消息，称"匪首"毛泽东已经被击毙。消息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没经核实，竟在英文版的《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一则讣告：
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处于危机之中。
"七大"会议开完后，毛泽东离开前委指导地方工作。而陈毅也于8月到达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寻求指示。陈毅走后，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这期间，朱德既要管军事，又要兼顾其它工作。
此时的红四军没有实行毛泽东所主张的前委的集中领导，而实行所谓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大小事都进行民主讨论，什么事都“大家谈，大家议"，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很快变成了纵队长"联席会议"。
各纵队长从自己纵队的观点、方向、立场出发，各抒己见，乱哄哄地无法决断，更没有结果。为了解决问题，朱德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开了三天，但毫无结果。
10月中旬，红四军收到福建省委关于《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信中认为此时两广军阀混战，广东东江防地较弱，要求红四军紧急向东江地区进军，帮助东江广大群众开展斗争，以促进革命高潮更快地到来。并说明这也是中央的要求。
朱德很快写了回信，10月20日，率领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兵分三路，从上杭、武平向东江推进。10月22日，从上海回闽西的陈毅在广东北部松源赶上了红四军，和朱德共同率领四军南下广东。10月31日拂晓进攻梅县县城，遭到敌人强烈反击，部队损失惨重，红四军全军损兵近三分之一，第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也在转移途中牺牲。这是自湘南"八月失败"以来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后来，红四军在1930年1月6日的《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谈及了失败的原因：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 历史 及现状的详细汇报，并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经过1个月的讨论、准备，综合红四军之前写信所反映的情况，9月28日，形成了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 历史 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来信提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指示信明确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中国共产党 历史 》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这样写道：
陈毅带着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日夜兼程赶回红四军。此时正值部队挺进东江之时，10月22日，陈毅在广东北部松源赶上了红四军， 晚上组织召开了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 批评了红四军七大、八大的错误。会后，跟朱德商量如何落实中央的指示，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
"我服从中央的指示！"朱德说。当晚，陈毅立即给毛泽东写了要他回来复职的亲笔信，连同中央九月来信派专人送往上杭苏家坡的毛泽东。
后来红四军遭遇了梅县战斗失利。干部、战士更加思念毛泽东。
"毛委员在时，大家干劲足，精神好，一条心，可现在····“ ，"要是毛委员在，梅县战斗不至于吃这么大的亏！" ， "我们强烈要求毛委员回四军来！"
干部、战士的呼声，使朱德心情沉重，也深感愧疚："四军再这样下去，不行啊！朱毛朱毛，是连在一起的，是不能分开的啊！"
此时，大病初愈的毛泽东也思念起远方的红四军和久别的战友，也想起了半年多来他们之间无休止的争论，更担心红四军的安危......
梅县失利后，红四军于11月8日辗转退回闽西上杭县官庄。11月23日，红四军进占汀州。第三天，朱德、陈毅派出一个连队专程到苏家坡迎接毛泽东回红四军。
26日傍晚，毛泽东骑马抵达汀州。久候在军部门口的朱德、陈毅，热情地迎了上去，他们一人抓住毛泽东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
"润之！""玉阶！”"仲弘！"
一切尽在不言中。几声亲切的呼唤，患难与共的战友便冰释前嫌了….。
这是中国人民的福气，是中华民族的福运啊！
11月28日，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听取陈毅详细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内容和周恩来、李立三同志对四军工作的口头指示。前委扩大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一致通过了三项决议：一、筹备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开展整训，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全力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当天晚上，毛泽东给中央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主持起草决议案。陈毅参加了决议案的起草工作。
12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开赴上杭县古田村，继续为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作准备。
12月28日、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陈毅主持大会并传达中央指示信，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会议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由八个决议案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
古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不仅把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具体化，而且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发展了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 历史 上一次具有划时代的会议。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后来在各地红军及以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都得到实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内容，编入了《毛泽东选集》。
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 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 历史 选择了毛泽东》等。
（成文于2020年11月25日）
因为1930年6月，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主席担任了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一词，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沿用苏联红军建制，改掉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原来设的“党代表”。
当时的第一方面军有三万人，是在同李立三的军事路线进行反复斗争后建立起来的。在党内，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区中央局委员。苏区中央局是党中央为协调所有苏区的前敌委员会和党支部而于1931年设立的。所以遵义会议以前，有人称毛主席为委员，指的是苏区中央局委员。
毛委员沿用时间
毛主席1931年在根据地已经是主要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了。自从毛泽东出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人们就开始称他为“毛委员”。
同年8月，红一军团又与红三军团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主席任总政治委员，朱德任总司令。毛主席仍被人们称作“毛委员”，而“朱总司令”的称呼则起源于此。“毛委员”的称呼共沿用了一年零五个月。
1、歌词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哟咳罗咳，
挖野菜那个也当粮罗咳罗咳，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罗咳罗咳，
咳!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咳罗咳。
干稻草那个软又黄哟咳罗咳，
金丝被那个盖身上罗咳罗咳，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罗咳罗咳，
咳!心里暖洋洋，暖洋洋咳罗咳。
穿草鞋那个背土枪哟咳罗咳，
反围剿那个斗志旺罗咳罗咳，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罗咳罗咳，
咳!天天打胜仗,打胜仗咳罗咳。
2、1974年，在全国第三届《战地新歌》征集活动中，江西有近十首歌曲入选，被称为是江西民歌的一次集体亮相和重磅出击。其中，男声小合唱《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也在那时脱颖而出。歌曲来自于一首苏区红色歌谣，由颂刚、春森、向义编曲，山樵、永立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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